廷尉高柔

斛珠夫人

高柔这个人大家未必熟悉，但大家应该都知道袁绍有个外甥叫高干，这个人在《三国演义》中很一般，其实文武全才，于政治军事都颇有建树，在河北地区声望极高，只是他不幸跟随了袁绍，遇到了曹操，高柔就是这个高干的本家。
　　陈留人高柔，高文惠，有人说他是高干的堂兄，又有人说他是高干的子侄辈，不知道哪种说法正确，但这也不重要，高柔后来是因为自己的才能闻名于世的。
　　高柔年轻时做得最出名的一件事不是政事，是他的大孝，高柔的父亲高靖当年在蜀郡做都尉，结果死在蜀地，于是正在高干处的高柔就放下一切事情远去迎丧。当时战火遍地，匪寇四起，道路极其难走，高柔竟历时三年才迎回父亲的灵柩，期间艰难危险自然无所不尝。
　　古人最讲究这种孝道，而高柔所为也的确不易，因此他得到天下人的非常敬重。
　　太祖曹操平定袁绍之后，高柔跟随高干降曹，做了营城县长，当时营城县中早知高柔之名，因此几个奸吏都闻风而去，高柔为此晓谕说：“过去邴吉治理地方，吏员犯错还曾得到宽容，何况这些人还没有在我这里有什么过失呢？把他们叫回来吧。”于是逃去的吏员都回来了，在高柔的管理之下，都自勉自励，竟成了干吏能员，无可指摘。高柔在曹操这里第一次显示出了他的过人才德。
　　不久，高干复叛，高柔自己归顺曹操，但是曹操并不信任他，总想借机将他斩除。因此曹操给了高柔一个极难做的职位——刺奸令史，以便寻找他的间隙。然而高柔在这一任上处法正确公允，从无案件积压，曹操竟无隙可乘。
　　高柔处法公平适当，又早晚无所懈怠，以致常常就拥着双膝，抱着文书睡着了，曹操其时经常夜间微服出巡，观察诸吏，有一次他来到高柔处恰好亲见了这样一幕，不由心生同情。他在高柔身侧默默站了一会，慢慢脱下身上的皮裘盖在高柔身上，然后就一言不发地离开了，从此高柔就得到了曹操器重，他的职位很快得到了提升。

　　所以对曹操用“同情”二字，是因为曹操深知高柔所为也是为了自保不得不然，但是高柔明知曹操有心加害，却用这种方式来避免，正让曹操看到了他的忠诚和器量。
魏国建立之初，高柔升任尚书郎，后又转任丞相理曹掾专管法事，曹操给他的任命书是这样说的：“治理安定的办法，以礼法最为首要。扭转混乱的办法，首先要采用刑法。所以舜流放四个凶族，由皋陶作刑法官。汉高祖废除秦的严酷法律，而由萧法制定新律。你见识公平正确，娴熟法律，希望勤勉恭谨地供职。”这无疑是对高柔的充分肯定。
　　此后高柔虽然一度曾出任过颍川太守，但终究还是被调回仍旧任法曹掾，显然在曹操时代没有人比他更适合这个职务，孙权前面所说的关于高柔反对校事监察制度的那些话正是在这时发生的。高柔既然擅长法理，表现出众，那么曹丕继位以后将他委任为掌管纠察弹劾百官的治书侍御史正是顺理成章。高柔在治书侍御史任上没有耽搁多久，就又加官为治书执法，治书执法担任四年，而后便是廷尉，一直至今。所不同的是他在曹丕时代的爵位是关内侯，在曹睿时代则是延寿亭侯。

　　记载中关于高柔对法律的理解除了表现在反对校事监察制度一事上，还有这样几件事。
　　高柔初为理曹掾时，旧法规定，出征的军士逃亡，要罪及他们的妻子儿女。就是这样，曹操还担心不能有效制止逃亡，要加重刑罚。当时正有军中鼓吹手宋金等几个在合肥逃走，宋金的母亲妻子及两个弟弟都遭到了逮捕，主事者奏请要将他们全部杀死，高柔便劝谏曹操道：“士卒从军中逃亡，这确实是值得担心的事，但我听说这些人中常有后悔的。我认为应该释放他们的妻子儿女，一可以使罪人互不信任，二可以诱使他们产生回归之心。按照过去的法令，就已经断绝了他们的希望，而现在更加重刑罚，我恐怕今后出征的士兵看到一人逃亡，担心惩罚到自己，也相随逃亡，这样就不可能再抓获他们杀掉了。如此看来重刑并不是用来止息逃亡的好办法，反而将增加逃亡。”曹操听了赞一句：“好！”立刻下了释放了宋金家人，因为高柔的话，许许多多的人得以活命。

文帝即位期间，民间屡屡有诽谤朝廷，诞妄煽动的言论，文帝因此很恼恨，发现有说这种话的人就立刻杀掉，并赏赐告发的人。高柔为此上书道：“现在说话诞妄，有煽动诽谤嫌疑的人就一定诛杀，而告密之人则立即加以奖赏，这既使犯过之人无法改过向善，又将开小人诬告之风，确实不是制止奸邪，平息官司以达于太平的治国之道。过去周公制作文书，称赞商朝的祖先，都不顾及小人的怨恨。在汉太宗时，也废除了关于妖言诽谤的法令。我认为现在应该将关于妖言诽谤及奖赏告密的法令一并废除，以发扬上天好生之德。”

　　文帝起初并不肯听，于是后来诬告的人果然日益增多，文帝最终到底不得不下达了这样一条诏令，令说：“敢以诽谤之事来告密的，即以他所告之罪加以惩罚。”告密之风这才从此销声匿迹。
　　文帝最初的命令使校事刘慈等人从黄初年间开始的几年里，检举官吏百姓就数以万计，高柔随后请求将这些人的罪行都核查虚实，最后对于小小的违法之事，只做了罚款处理。
　　这里要说的第三件事是高柔在鲍勋事件的表现，因此不能不先说说鲍勋这个人。
　　在魏初，高柔有一个同行叫鲍勋，此人是泰山郡东平阳县人，为汉朝司隶校尉鲍宣的九世孙，可谓法学世家。他不但精通法理，而且品行廉洁公正，与高柔正是相得益彰。
　　但是这个人很不幸，他没有高柔的好运，几次触怒了曹丕，最终终于死在了自己的正直上。
　　鲍勋的基础其实很好，他的父亲鲍信本是曹操的好友，后来又在抵御青州黄巾军时为掩护曹操突围而死，所以曹操对鲍勋相当看顾。
　　曹操是一个很重情的人，当初鲍信死后连尸首都没有找到，他命人刻了一个鲍信的木像，抱着亲自大哭祭奠，而后多年也总是伤感不已，他因此在鲍信去世的第二年，加封其兄鲍邵为骑都尉、新都亭侯，并辟命鲍勋为丞相府掾属，鲍勋真正的仕途大约就是从此开始的。
　　鲍勋与曹丕的矛盾也跟着开始。
曹丕为太子之初，鲍勋为太子中庶子，他的守正不阿在这里首先就引起曹丕不满。不久，鲍勋出任魏郡西部都尉，恰好曹丕夫人郭氏的弟弟在他任内被人告发有盗窃官布的罪行。郭氏的弟弟其时任曲周县吏，当是监守自盗，按律应斩，因此曹丕亲自几次写信给鲍勋，希望他能高抬贵手，然而鲍勋不敢枉法，他还是把郭氏弟弟的罪证报上了朝廷。曹丕怀恨在心，于是就趁魏郡在边境士兵轮休上有延误的现象，密令中尉参奏罢免了鲍勋。鲍勋却是在过了很久后，才又被起复为侍御史的。

　　曹丕登基之后，鲍勋为驸马都尉兼侍中，他在此时多次上书要求曹丕重视军事农事，宽惠百姓，不应大肆建造宫殿庭院。当时曹操去世不久，曹丕有次要出去打猎，鲍勋阻截曹丕车驾上书，劝曹丕遵守居丧之礼，指责他不该在此期间骑马打猎。曹丕撕毁鲍勋的表章继续前行，侍中鲍勋只得护驾跟随，途中，曹丕问侍臣：“行猎的乐趣，比起古代礼乐八音如何？”侍中刘晔回答：“行猎胜于古乐。”鲍勋当即反驳，并当场弹劾刘晔佞谀不忠。鲍勋一再不知进退，惹得曹丕勃然大怒，他没有心思狩猎了，转身回宫就将鲍勋调离了朝廷，出为右中郎将。

　　二人积怨愈深。
　　但是尚书陈群和尚书仆射司马懿慧眼识人，在黄初四年又一起推荐鲍勋任御史中丞，曹丕无可奈何只得照准。鲍勋上任后执法严谨，百官百姓都十分谨慎自律。
　　曹丕在此时心中已动了杀机，只是鲍勋操守职责都无可挑剔，使他无法下手，机会最终来自黄初六年。
　　这年秋季，曹丕准备大举攻吴，鲍勋立刻上书劝谏，他认为东吴和蜀汉唇齿相依，又有天险，不易击破，而且路途遥远，虚耗物资，决不可进伐，此言因此更为曹丕憎恨，他当即将鲍勋贬为治书执法。后来曹丕果然进军失败，不得不率水陆二军由寿春返回，他途经陈留郡时，陈留太守孙邕先来拜见曹丕，而后顺道探望鲍勋。当时营垒还未完备，只树有营标，而孙邕行由侧路不经大道，因此军营令史刘曜便以此检举他违反军令。鲍勋以营垒还未建成驳回了刘曜的检举。其后大军返回洛阳，刘曜自己犯了罪，鲍勋于是上奏惩处，刘曜一怒之下便向曹丕密奏了孙邕的事。这本来是风牛马不相及的，不可相提并论，可是曹丕立即下诏以鲍勋指鹿为马的罪名，将他交付于廷尉。

　　好不容易得到一个机会曹丕怎能放过？刘曜大约也正看准了这点。
　　高柔当时正是廷尉，他依据法律，大约也是考虑到了曹丕的情感，最终对鲍勋做出了“正刑五岁”的处罚，即判刑五年，这种刑罚有时可以在家服的。其后，三官驳回了高柔的判决，认为过重，应该处以“罚金二斤”。这两种判决自然都不能符合曹丕意旨，他因此大怒，直接声称鲍勋已绝无活命的可能，同时竟要将三官以下的司法官员都收监了事。曹丕的这个决定超出了高柔执法的底线，他坚决反对，立刻会同太尉钟繇、司徒华歆、镇东大将军陈群、侍中辛毗、尚书卫臻等一同上书以鲍信对曹操的功劳为鲍勋求情。但是曹丕不为所动，坚决要趁机杀死鲍勋。到了此时高柔的原则性和硬气表现出来了，他认为此事处置大失公道，于法不合，坚持抗旨不遵，以至于最后曹丕只有下旨调走高柔，直接指派使者严令廷尉的属官执行，这才终于杀了鲍勋。

　　鲍勋死后仅二十天曹丕就一病亡去，人们见到鲍勋死后家无余财的状况都越发为之感叹，为之惋惜，人们由这件事也看到了高柔执法的另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