锅岛家佐贺藩的成功之路第三篇

文心雕龙

＜天保改革开始＞
　　古贺穀堂与锅岛茂义
　    以武雄锅岛家锅岛茂义为中心的改革派重臣们发动了“文政七年之变”，对藩主齐直的权力进行限制，并进而逼迫其隐居。天保元年，齐直正式宣布隐居，直正即位。同年（一八三〇）三月，回国的新藩主直正前往长崎，向当时的长崎奉行进行新任的问候仪式。新任的佐贺藩主拜访长崎奉行并视察长崎港警备情况是幕府的惯例。在问候了长崎奉行后，直正又实地查看了长崎港的警备情况，并亲自来到长崎港各炮台巡查。炮台上的大炮大都是旧炮，经过几十年的日晒雨淋早已不堪重负。此时距法厄同号事件虽然已有二十年的时间，但由于藩政依然没有太大的改观，以及前任藩主的放任不管，导致了长崎港警备问题日益严重，随时有再度爆发危机的可能。直正从长崎返回佐贺后开始频频以鹰狩为名出巡，真实了解藩内的领地状况和农民的实际困难。
　   天保元年（一八三〇）五月，直正在佐贺藩藩主就任的庆祝会上任命锅岛茂义为藩内主管人事的请役，古贺殻堂为身边的御年寄相谈役（顾问），重整了藩内的人事体制。事实上，新藩主直正对长崎港警备情况的视察和藩内的民情调查等行动都得到了茂义和古贺殻堂的建议和指导。当然，改革派的行动也遭到了部分人的反对，他们把矛头指向了佐贺藩的第一近侍古贺殻堂。与前藩主齐直勾结的藩内保守势力认为：与农民走得太近有损佐贺藩主的威严，一时非难之声不绝。茂义和古贺殻堂等改革派面对藩内保守势力的妨碍不为所动，仍然大力推动藩政改革。他们首先要做的就是改变前藩主齐直引退前那种奢靡生活。前藩主齐直的保守派侧近与现任藩主直正的改革派侧近因为意见不同而产生了严重分歧，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改革的进程。
　    不过，虽然受到了来自保守派的阻力，但是主导权仍然掌握在请役茂义和侧近古贺殻堂的手中。身为御侧头的古贺殻堂把精力全放到了藩校弘道馆的藩士教育工作上。直正亲自来到弘道馆接受家臣团的谒见，为了鼓励家臣学习新知识，藩主也进入弘道馆接受教育，并下令藩内的上级家臣必须进弘道馆学习。这样，佐贺藩在天保的改革就从藩士的教育开始。
　    请役锅岛茂义倾全力充实长崎港的警备、并负责藩财政的建设。在长崎港警戒问题上幕府已经不可能允许再发生类似的事情了，而健全藩财政则关系到佐贺藩本身的信用问题。
       天保初期，对财政的修复主要集中在整治齐直时代急速膨胀的支出上。天保元年（一八三〇）十月，就任请役的锅岛茂义开始着手调查前藩主的各种支出状况。在直正袭封的时候，佐贺藩的财政由于齐直的浪费已经坏帐累累，江户藩邸的费用也在急剧膨胀。为此，藩财政收入的百分之七十三不得不用来归还借款。为此，参勤交代中赠答其他大名的费用从前藩主齐直时期的八千石减少到六千五百石，而直正夫人盛姬的生活费用则由藩财政司负责支出，参勤交代的主要成员减少到八十一人。此外，请役所严格控制了各种不必要的花消。
　   天保元年（一八三〇）七月二十七日，茂义得知长崎有荷兰船进港的消息，他立刻劝说直正再次前往长崎。目的是通过考察西洋船真正认识到长崎港警备工作的重要性。茂义在西洋军舰进港后立刻与上岸的荷兰人翰旋，得以访问了停泊在长崎港上的军舰。通过这次实地的探察，他越发觉得要进一步强化长崎港的守备力量，必须输入威力强大的西洋武器。长崎的武雄锅岛家御用商人田中传左卫门在荷兰军舰游览的时候偶然发现了燧石銃，立刻为武雄订购了五百把，并招募荷兰军人来教导使用方法。当时茂义仅仅在武雄领内尝试输入西洋枪阵，主要是担心万一走漏了风声，可能会遭到藩内保守层的干涉。
　   在长崎方面，包括町年寄、精通荷兰语的翻译、兰医（西医）等长崎领导阶层都在警备强化问题上表示了合作的态度。长崎原本是大村藩的领地，后来被龙造寺隆信攻下，捐给了耶稣会，到丰臣秀吉时代成为中央的直辖领地。第一任长崎奉行佐贺藩主锅岛胜茂大大提高了佐贺藩对长崎的影响力，从地理环境上来看，长崎原本也应该是属于佐贺藩的领地。长崎港外的野母半岛属佐贺藩深堀领，与长崎港遥遥相望。而散布在长崎港周围的高岛、伊王岛等绝大部分岛屿也都归属于佐贺领。虽然佐贺藩只是幕府任命长崎港警备，但是把长崎说成是佐贺藩领地的一部分想来也并不夸张。长崎港的主要街道都与佐贺藩相互交错，如此，想绕过佐贺领直接进入长崎是相当困难的。法厄同号事件后，长崎的领民、地役、町年寄、翻译等各阶层的人士亲眼目睹了西洋武器的强大威力，开始理解佐贺藩在长崎港的警戒行动。如果类似法厄同号事件那样的重大问题再次发生，那么町年寄这样的长崎地方官很可能受到被迫切腹的处罚，而长崎港也可能变成火海，所以在佐贺藩的长崎港警备问题上，当地人相当合作。此外，为了在输入西洋技术上得到便利，幕末时期的佐贺藩也非常重视与英国的关系。不但允许在长崎开设英语学校、还在长崎的諫早屋敷设立了致远馆。
　  茂义等人倡导的藩政改革进展顺利，当然，障碍仍然时有发生。天保三年（一八三二）十一月，前藩主齐直以文政七年没有前往江户参见为借口，希望能在当年补参。而请役茂义则认为以隐居之身行参勤交代之礼，居然要求三万三千七百两的预算，而其中只有七百五十贯是非花不可的费用，当即表示无法接受，并提议等到财政状况好转后再说。结果茂义与齐直的关系再次激化，七名重臣因此受到牵连。不断发生的摩擦让热衷改革的侧近古賀殻堂焦急不已。

＜充分利用藩校与弘道馆＞
　    学政管见与济急封事、古贺穀堂

　   文政二年（一八一九），古贺穀堂向当时的新任藩主齐直提交了旨在以学治藩的著作「学政管见」。学政管见中不但有各种管理方面的建议，也包含了对藩主齐直的諌言，但是条陈并没有被齐直采纳。在古賀穀堂提出的「学政管见」一文中，提到了培养佐贺藩的人材、革新士风、振兴教育、从弘学馆中选拔优秀的人才、采用西洋技术提高长崎港警备等内容。「学政管见」提到了藩本身和藩士的各种问题和解决办法。但是，对改革不感兴趣的齐直却将穀堂从工作了十四年的弘道馆教授的位子上“拉”了下来，降职成为当时年仅六岁的下任藩主直正的御侧头，负责教育工作。
      穀堂在江户藩邸的文武训练所和明善堂给直正与侧近藩士们讲课，鼓励他们接受教育。请役锅岛茂义也多次指示，要穀堂抓好直正的教育工作。现在想来，在当时穀堂被降职录用的时候，茂义派的重臣没有提出异议，恐怕也是认为穀堂能胜任这一职务的缘故吧。
　   古贺穀堂于天保二年（一八三一）向新藩主直正呈上了「济急封事」一文。此后，深受侧近穀堂影响的直正成了改革的强大后盾，并允许在藩内设立弘道馆进行改革实践。
     「济急封事」一文提到用学术来促进藩改革，这与学政管见大体相似，但是相对于后者在细节上更加具体。文中提到了要克服佐贺藩风的三大弊病——「嫉妒、优柔寡断、嘴硬」，特别对「叶隐」一文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济急封事」中指出：
     「这种病在高贵之人和高官身上很普遍，这些不学无术的文盲自己没有学问，又嫉妒那些有学问的人。平日里只是不断地回忆过去的辉煌，却不做学术调查和研究，只凭耳闻和一些零散的兵书就以为彻底了解了天下之事。「叶隐」这本书看起来似乎能预知未来，大言不惭地夸大枪剑这种小技术的作用，好象所谓的武事就是学会其中一种就够了，这简直是把如今的兵道当作儿戏。在这种环境的影响下，受到这种错误言论的影响而荒废一生的人很多。实在是太可惜了。」
　    古贺穀堂向武学精深的藩士们陈述学术的重要性，希望大家能通过在弘学馆的学习成为文武兼备的人才。同时，古贺穀堂也希望通过充实弘道馆来克服「叶隐」带来的各种问题。同时发展生产、恢复财政、革新士风推动藩政改革。
　   天保七年九月（一八三六），五十九岁的古贺穀堂去世。他所倡导的「学政管见」与「救济封事」作为天保改革的中心，并通过弘道馆教育的实践成为佐贺藩近代化的源动力。藩组织也在这基础上继续发展。至天保十一年（一八四〇），弘道馆的规模扩大至原来的数倍，藩内的请役也开始在弘道馆内兼职。
　  天保十二年（一八四一），弘道馆中设立了新的规定：成绩差的学员必须上交部分年贡米者，实际上也就是减俸。这种措施对那些因各种原因学习不良的人是极大的惩罚。对于武士、手明鑓、步行者、走卒、小道具以及中间身份的人，弘道馆都根据他们身份的不同设定不同的学习内容。拥有独立身份的手明鑓在佐贺藩大约有两百人，在没有职务的时候俸禄约十五石，他们在战场上以一本枪的身份出现，地位在武士与足轻之间。弘道馆的学习内容非常多，不管是三十石以上的武士，或者是不足三十石的手明鑓，如果不认真学习的话，想要完成课业要求是不可能的。弘道馆要求学员文学和武术两方面都要合格，对于生病的个体在武道方面可以放宽，相对的在文学方面要求更高。整个学习过程一般到二十五岁结束，也有人过四十岁仍然在弘道馆接受教育，这种倡导强制教育的体制在其他藩是极少见的。曾经在弘学馆学习的大隈重信因为不满这种排斥自由的教育方式，后来创立了东京专门学校，也就是如今日本最著名的私人学府早稻田大学。

＜藩政彻底改革＞
　　农村年轻官员表现活跃

　 江户时代后期，由于商品大量出现，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逐渐解体。这是全国性的现象，佐贺藩自然也不能例外。农民和大地主的贫富差距迅速拉开，开始大量涌入城市。农村人口减少，再加上自然灾害的影响，土地逐渐荒废。
       与此同时，被称为「子年之大风」的台风于文政十一年（一八二八）八月九日袭击了佐贺、长崎地区。傍晚开始风力渐强，大约十点时转为东风，肆虐了约两个小时，至深夜两点又转为南风，风势愈加猛烈。佐贺领的有田地区受灾最为严重，因大风引发的大火烧毁了八百间房屋。佐贺藩的损失算上溺死、烧死在内的死者有一万多人，受伤的人数也超过了一万。半毁的房屋有六万多间，遭到破坏的田地有九万町步。这场天灾的直接后果是当年的收获大减，藩内库存的粮食受到重大损失。
　  长崎方面的受灾情况也相当严重，死伤七百余人，位于出岛十五番仓的十五万公斤白糖由于被海水浸泡而流失。此外有一艘荷兰船、三艘中国船以及各种类型的日本船两百艘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失。值得注意的是，在稻佐之滨的强台风使荷兰船上一些禁止输出的商品被官方发现，这件事一时被闹得沸沸扬扬。
　 佐贺藩的大规模自然灾害其实从享保十七年的大饥馑就开始了，此后又经历了元文二年的旱灾、宝历十二年、十三年的旱灾与暴风雨、明和二年的洪水、暴风雨与潮汛、明和八年的洪水、安永元年的暴风雨，连续的自然灾害使农村极度疲惫。佐贺藩的土地原本很肥沃，但是当地的主要谷仓地处排水不畅的低地和山谷地区，容易受到台风、洪水和潮汛的影响。病虫害也扩大了受灾的范围和影响。在这样的情况下，农民不得不将私田出卖或抵押。而拥有多余土地的地主一方面大量低价收购耕地，一方面又将手中的农田高价出借给无地可种的农民。这样，大批农民成为地主旗下的耕农，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开了。
　   健全藩财政的首要问题是稳定地租收入，因此，对农村的重建就显得尤为重要。天保六年（一八三五）五月，佐贺城的二之丸被烧毁。旧龙造寺须古领主锅岛安房在就任请役后以藩校、弘道馆为中心加快了改革的进程。而与齐直再次发生冲突从请役的位子上退下来的茂义在五月二十日被任命为「城普请头人」，成为二之丸重修的责任人。在这期间，武雄、諫早、须古的旧龙造寺三家为了帮助藩内完成重建，主动献纳了本领的知行米。与此同时，藩内开始废除齐直时代的各种章程，藩政也逐渐过渡到直正体系。财政方面，藩内严格限制了各种支出，并对人员结构作出了较大调整。御侧役人员被缩减至十人，与请役所合并，裁员四百二十人。削减人数达到全部官员的三分之一，被称为是「前所未闻的大淘汰」。相对的，参勤交代的人数也减少了一百人。在此后参勤交代的途中，锅岛家总是晚至早出，这都是为了节省在驿站的支出。在财政紧缩的情况下，藩内力求简化行政，将集中在请役所的财政工作、农村支配工作、年贡征收等问题转交给藩校和弘道馆。而后者也通过这样的变革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年轻官员。这些优秀的年轻人才不断被输送到藩内各地，他们与当地的农民共同生活，高效率地履行自己的职责。
　  在直正公传中，特别提到了这些弘道馆培养出来的年轻官员初期在地方管理上的表现：在处理农村盗贼的问题上，赴任的年轻代官在法庭上面对盗贼的陈述，当听到后者叙述生活贫穷的父母、妻儿的困境时，竟然流下了同情的眼泪。此时，坐在一旁的年长同席立刻提醒他，不要被盗贼的谎言所迷惑；前往地方赴任的代官面对洪水肆虐，很快打开藩库发放救济粮，但是实际上这些分配的救济粮却有大半被无赖领走，真正流离失所的领民却没有得到足够的救助；在諫早当农业代官的年轻人在植物的栽培过程中，因为实际经验不足导致栽培出来的甘薯水分含量太多而失败。
　  这些身份比较低的弘道馆学员以代官的身份被派往农村，负责农村改革的重大事宜。他们在上任期间不断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错误，但也在不断地重复中增加了实际社会经验，逐渐成长为优秀的管理人才。这与过去那些门阀出身、前往农村赴任的代官表现完全不同。
      农村改革之前，代官的工作范围主要在藩直辖的蔵入地，对于属大分配领的农村地区基本无能为力。随着改革的深入，代官的管辖范围逐渐深入到大配分领，这个趋势一度引起了小城、諫早等大配分领主的抗议，但是改革仍然在藩主的支持下继续推行。
　   在佐贺藩，亲类同格以上的三支藩、四亲类、四亲类同格的领地称为大配分领，家老、着座以下的家臣团的领地称为小配分领。佐贺锅岛本家的领地称为蔵入地，以显示与亲类家臣的区别。佐贺藩的农村原本由三支藩、亲类、亲类同格等大配分领主担任郡方（管理政治），而代官所负责杂务（收纳年贡），实行藩主和领主的双重支配。至天保九年（一八三八），蔵入地和大配分领内的农村管理开始统一由代官所负责。至此，农政合一的请役所统括体制初步形成。
　   天保十三年（一八四二）八月，请役所的年轻官员开始在农村实行「加地子犹予令」。所谓的加地子就是指以十年为一个循环，用收获上来的小作料来支付耕种费用。与加地子犹予令同时推出的还有「借财整理令」，这项法令共计二十二条，大幅度减免了农民对于政*府、地主和商人的欠款。在实施「诸借银、加地子犹予令」的过程中，上级机关充分考虑了地域的特性，因地制宜，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委任该地域的代官斟酌处理。这项政策虽然明显是为了弹压地主和商人，但是由于地方官员处理得当，并没有引起藩内的混乱。「借财整理令」和「加地子犹予令」两项法度对日后佐贺藩的发展有着相当重大的影响，它同时完成了救济领民和稳定地租两件大事，为农村改革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天保十三年（一八四二），这批在农村改革中出自请役所的青年才俊，由于在农村振兴方面的杰出贡献而被领民们亲切地称为「虎年御仕组」。加地子犹予令使富裕的地主和商人遭受了沉重打击，但在同时，也使得佐贺藩的农村得以迅速从疲弊中恢复过来。
　   这些在天保的改革中旨在复兴佐贺藩农业的政策总称为「均田制」，他是通过土地的再分配来完成的，具体措施就是将占藩领十分之一的田地重新分配给领民，以此确保藩财政的基础。米以外的杂粮、麦子、櫨、陶器、茶、それに入会料、渔业等各种权利金和小物成的收入都以「悬砚方」的形式成为藩的军用资金。藩内出台各种手段奖励领民提高产量。悬砚方的设立意义重大，它使得藩内有多余的资金来巩固长崎港的警备，并由此确立新的军事体制。

＜佐贺藩的军备扩张＞
　   武雄领与锅岛藩

　  天保二年（一八三一），茂义在长崎港游览荷兰军舰的时候为武雄领订购了五百支燧石銃。同时也聘请了荷兰军人到武雄教授燧石銃的使用方法。购买燧石銃与招募荷兰军人在当时都是在极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对外宣称聘请的是荷兰军医。就如我之前所说的那样，这完全是为了防止暴露后引发不必要的麻烦。
　   天保二年（一八三一）春，荷兰教官开始在武雄领内训练枪阵。新输入的燧石銃（枪）与日本普遍使用的火绳枪相比基本构造并没有很大变化，但由于枪体采用燧石（火石）而不是火绳来点火，使其可以在雨天使用，射击的有效距离也更长。火绳枪最大弱点是由于射速不够，在填装火药的时候容易受到敌方的突袭，而这种新式火枪在枪身配有不妨碍射击的刺刀，因此不用再准备防御用的刀具。
       武雄藩的武士穿着筒袖雪袴、戴馒头笠；足轻则穿股引戴编坚。为统一起见，军队操练的口令使用荷兰语。在教官的指导下，枪阵的操作进步很快，但是问题也随之而来：武士和足轻对于在燧石銃上装备刺刀、排斥腰刀和长枪的做法表示不满。对于长时间训练使用刀具和长枪的武士和足轻来说，大都不希望放弃自己所熟悉的武器，但是拿着刀操纵火枪又很不方便。
　    此外，语言也是一个问题。训练的最终目的是让枪阵随着指挥官的口令行动，但是实际操作起来却并不容易，这是因为学员们听不懂荷兰语的口令。荷兰教官没有办法，改用日语口令。可他本人又不会说日语，只能临时向翻译和当地人“批发”一些，这样临时抱佛脚的学习，错误就很难避免了。比如“把枪从肩膀上卸下来”这个命令，正确的说法应该是：「オッフ、スコートル、ケイエール」，但是这位教官说的却是「筒を、二階に（筒，二楼）」，士兵们一楞，随即哄笑。原来，这位荷兰人住在武雄城的二楼，他听到日本人在上二楼的时候说「二階へ二階へ」，以为日语里“上”和“二楼”是同一个单词，结果就惹出了这个笑话。当然，这位荷兰教官在此后也开始注意学习日语，并逐渐能完成简单的日常对话，虽然还不算流利，但口令的问题算是基本解决了。
       就这样过了三个月，在武雄滞留的荷兰军官即将起程回国。开船前，全军在武雄的中通村、椿ケ原地区作了最后一次枪阵演习，检验训练效果。这次演习吸引了大批群众围观。在荷兰教官的指挥下，整支部队分为四列，以西洋军队的阵型前进。整齐的动作和威严的军势令围观者大饱眼福。
       当然，由于训练时间还不长，演习中间也出了一点纰漏。最后阶段的实弹射击需要用木制的长棒将火药和弹丸送入枪体，其中一个足轻大概是因为过于紧张，在向枪身填装火药的时候用力过猛，结果在扣动扳机时，枪身无法承受瞬间增大的压力发生了爆炸，飞溅的碎片击伤了数人。不过演习的总体效果还是令人满意的。武雄枪阵充分显示了先进军事技术指挥下西洋武器的强大威力。此后的武雄领开始全面采用荷兰军阵，并换穿新式军服，武器也从火绳枪换成了燧石銃。
      那位荷兰人在离开武雄的时候，将一只荷兰狗留在武雄作为纪念。这只荷兰狗一度不知所踪。等到发现的时候已经变成一具死尸，当地人为了纪念那位作出重大贡献的荷兰军人，很郑重地将小狗埋葬，现在还留有该坟墓的照片。

＜高岛秋帆与佐贺藩＞
　　茂义与秋帆
　
      高岛秋帆这个人原本只是个长崎商人，他出名并不是因为他的豪富，而是因为他第一个向全国披露了武雄的西洋枪阵。秋帆出生的高岛家是江户初期居住在长崎大村镇的商人家族，这个家族拥有一千零二十四坪的土地，有七〇俵的俸禄，足够养五名武士。作为长崎的町年寄，虽然身份是商人，却允许同武士一样配刀，奉江户方面的命令辅佐长崎奉行，并监督地方官员，在当地拥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每当将军换代或着家督更替的时候，这个家族的首领就要像大名一样，前往江户拜见将军并呈上礼物。能与将军如此近距离地接触，便可见这个商人家族地位的不同寻常了。长崎町年寄的俸禄并不高，但由于能从长崎港的贸易中得到五千石提成，生活足以与一个十万石的大名相匹敌。文化三年（一八〇六），高岛秋帆的父亲在长崎东小岛修建了一所别宅，这幢豪邸方圆达一千两百四十二坪。
　   文化元年（一八〇四）九月，载有日本漂流民的俄国船只驶入长崎港，并提出了通商的要求。秋帆的父亲高岛四郎兵卫在长崎的梅ケ崎地区用竹栅栏围成一座简陋的小屋，在四周加派岗哨，供这些上陆的俄国人居住，并提供食物和日用品。文化三、四年间，由于俄国军舰入侵日方岛屿，长崎港为了防备俄国军舰的侵犯，在港内新设了七座炮台，其中位于出岛的炮台由高岛四郎兵卫负责管理。出岛炮台是长崎港炮台群的门户。地理位置相当重要，高岛家既然接下了这个任务，就必须好好摆弄手里的大炮。
　 文化五年（一八〇八），高岛四郎兵卫成为长崎会所调役中的首席商人。所谓的长崎会所就是与荷兰和中国贸易的窗口，而调役则是长崎会所的代表人（就好象现在的法人代表）。
  文化六年（一八〇九）九月、长崎奉行和高岛四郎兵卫等长崎地方官邀请荻野流炮术师范坂本孙之进来长崎传授铁炮技术。高岛四郎兵卫在接受坂本孙之进两年的教导后得到了炮术免许。此后，坂本孙之进回到江户，高岛四郎兵卫成为长崎的炮术师范，而高岛家也由此成为长崎港警备的炮术教导。
　
      文政元年（一八一八）九月，年仅二十一岁的高岛秋帆开始在町年寄实习，十一月正式成为町年寄的翻译。文政六年（一八两三），荷兰医官シーボルト来到长崎，希望能以自己的医术给长崎的病人治病，却奉行所拒绝。听到这个消息的秋帆觉得这个机会不错，如果派人以助手的身份在旁边观看治疗过程，不就能学会西洋的医术了么？这对患者，对医生都是有利无害的事情。于是，高岛秋帆开始竭力斡旋此事，最终得到了奉行的许可。文政七年（一八二四），荷医シーボルト在长崎的鸣滝设立医塾，高岛秋帆派儿子与兄长久松硕次郎从旁协助。
　 シーボルト是日本医学史上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在同一时期的出岛，还有另外一位荷兰籍的重要人物。这就是荷兰商行的商行长ステュルレル。这位商行长是现役陆军上校，在拿破仑战争时期当过炮手，有丰富的实战经验。高岛秋帆从幕阁要人口中得到这个消息后如获至宝，但是眼前却有一个比较麻烦的问题。这位荷兰商行长与医生シーボルト的关系相当紧张，几乎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这样，秋帆就必须从两个人中间作出选择，他最终选择了ステュルレル，这的确是一步大胆而幸运的棋。数年后的一次台风大劫，在毁坏的荷兰商船中发现了禁止输出的商品，这件事被称为「シーボルト事件」。牵涉其间的人很多，而高岛秋帆却因为提前脱身而躲过一劫。
      作为日本的炮术权威，高岛秋帆自然希望能更进一步，学习西洋先进的炮术知识。他估计，ステュルレル因为与シーボルト的关系紧张，在岛上生活苦闷。此时如果自己带点小礼物前去拜访的话，对方一定很高兴，请教炮术的事就会比较容易。事实的确如此，ステュルレル将所学倾曩相授。不过，学习西洋炮术是一回事，想在学到知识的基础上自己制作大炮那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在长崎港口警戒问题上，时任町年寄的高岛秋帆与佐贺藩的立场是一致的。高岛秋帆的父亲在法厄同号事件时就同长崎奉行谈论过这个问题。茂义的目的是希望高岛秋帆帮助武雄领藩士初步领会西洋炮术。天保三年（一八三二）八月，茂义将武雄藩士平山醇左卫门送到高岛秋帆处学习西洋炮术。为了掩人耳目，茂义给平山醇左卫门起名山平（平山倒写），这样到了长崎，他的名字也就改为平山山平。天保五年（一八三四）九月，心急的茂义亲自前往长崎向秋帆求教。身为佐贺藩的请役，也就是佐贺藩的最高责任人，为了学会西洋炮术而不惜屈尊拜商人为师，这种精神是很值得钦佩的。不久，秋帆在邀请下来到了武雄。

　   高岛秋帆先受茂义要求培训学员，之后受邀来到武雄，最终投入了当地新炮的铸造工作。不过理论和实践毕竟有不小的差距，从武雄屋敷内的铜制反射炉内铸造的大炮在试射时屡屡失败，其中一次较为严重的失误直接导致藩士浦川宗辅负伤。至天保五年（一八三四）十一月，高岛秋帆再次来到武雄领主持铸造大炮，至天保六年（一八三五）四月，历时五个月，终于铸成长短两门大炮。之后，炮队在武雄东川登村永野的羽根木神社内设台，向张琴山方向开炮。结果试射取得了成功。
　天保六年（一八十五夜）八月，高岛秋帆带着茂义订购的大炮来到武雄。八月四日从长崎出发，在大村宿。次日走海路，在嬉野停泊，六日从嬉野出发到达武雄。秋帆带来了臼炮在后来的昭和十年从武雄屋敷中出土。这都是当年从武雄锅岛公馆种植杜鹃花的花园里挖掘出来的，同时出土的还有大量步枪和刀剑，大炮有十六门之多。据说在明治七年的佐贺之乱中，与江藤新平齐名的另一名主谋岛义勇与茂义的儿子茂昌有姻亲关系，于是在叛乱被镇压后，残留的武器藏到了佐贺。这些武器的出土，也从正面证实了传闻的真实性。在出土的大炮中，有一门是由高岛秋帆父子铸造的臼炮。炮身上的铸文仍清晰可见。

正面刻的是：ＩＮ ＨＥＴ ＪＡＡＲ １８３５ （ＨＯＬＬＡＮＤＳＣＨ）
Ｅ ＲＳＴ ＧＥＧＯＴＥＮ ＴＥ ＪＡＰＡＮ
背面则是：

皇国莫氏开基
高岛四郎兵卫源茂纪

高岛四郎太夫源茂敦


日本炮术家从未知来放之造之
天保六年乙未七月令铸法门人岛宗八铸之


　 这门刻有高岛四郎兵卫源茂纪、高岛四郎太夫源茂敦与高岛秋帆父子名号，因为炮身很短，所以被称为臼炮。此外，还有很多塞满了炮弹的臼炮，从中可以想象到当时武雄领频繁实验、试射大炮的情景。除了臼炮以外，出土的还有几门幕末时期刻有来复线的青铜炮。这样的青铜炮在当时就不多，能够保存在现在的更是少之又少，自然相当贵重。同样得到保存的还有同时期使用的专用安式炮弹。其他几门青铜制大炮被保存在武雄市教育委员会中。这些都是高岛秋帆成功在武雄领引进西洋炮术的成果。
　天保六年（一八三五）六月，坂部三十郎通过茂义向佐贺藩献上一门荷兰野战炮的模型，并建议加大西洋炮术的研究。同年九月，坂部三十郎在茂义的支持下成为藩内的西洋炮术讲习。（坂部三十郎其人是比茂义小二岁的弟弟坂部八郎大夫明雅的养子。）
　 茂义的侧近武雄领儒人清水龙门在日记中这么记载：

天保七年（一八三六）九月二六日、於三宫（三之丸）、大炮铸立有之候、上（茂义）も御览被游、四郎兵卫（同僚）と役所あがり（退庁時）に拝見。
天保七年十一月朔日、武雄社参拜的归路「ビイドロ（琉璃）」作りを见る。
天保八年十月十七日，明日，石火矢御放出被游拜见被仰付
天保八年十月十八日，御放出拜见
天保八年十月二十一日，平山醇左卫门长崎より「ヒストン」五○○入り一箱送り来候
天保十一年四月六日，於西浦、大炮有放出，妊妇に少し障る（流产か）。
天保十一年四月七日、今日夜里训练至明日
天保十年（一八三九），茂义宣布隐居，将武雄锅岛家传给茂昌。这一年，茂义才四十岁、而茂昌更是只有八岁。
天保十一年（一八四〇），幕府也开始采用高岛流炮术，这也从一定意义上承认了武雄在炮术研究方面的成果。天保十一年（一八四〇）九月，佐贺藩主直正在重臣的陪伴下参观位于神崎郡岩田的炮术演习。为了确保成功，指挥坂部三十郎在武雄永野的演习场先做了一次预演，试射了迫击炮、臼炮，以及破裂弹和燃烧弹。九月六日，直正在重臣的跟随下轻装出席。
高岛流炮术演习的顺序如下
第一番 在五丁半（约六百一十一米）的距离，使用四百五十目（一、六十九公斤）的野战炮炮击玉石
第二番 同上
第三番 同上
第四番 同上
第五番 同上
第六番 同上
第七番 　同上
第八番 六丁半（约七百三十二米）改用迫击炮轰击
第九番 同上
第十番 同上
第十一番 同样的大炮，换用其他炮弹
第十二番 同上
第十三番 同上
第十四番 西洋枪阵
　   午饭后的枪阵列队为演习完美谢幕。藩主直正由此认识了西洋炮术的优势，并同意在藩内普及西洋炮术。本藩的秀岛大七等数人前往武雄领取经，在那里用日本将棋的棋子来学习士兵在战场上所处的位置。此外，佐贺藩的重臣也在请役茂义的命令下开始学习荷兰炮术。
　    当然，在研究军事技术的同时，武雄领对西洋医学也同样重视。天保八年（一八三七），武雄的荷医中村凉庵率先给长崎贫民窟的男孩种牛痘，并取得成功。此后种痘术开始在武雄推广，包括领主和茂义的继子茂昌都接受了接种。凉庵的长女金路易又将这种技术在藩内广泛传播。对此，凉庵妹妹如是说：
    “兄长前往长崎学习种痘的方法，他施舍金钱给贫困之家，并给其家男孩种痘。好象也有领内武士之子在其母亲陪伴之下前来种痘之事。
当时诚舒四岁、忠行才一岁。有流言说，种痘源自牛疱，故人若种痘，则会头上长角，还会发出牛叫之声。所以我极为担心，我纠缠丈夫，（希望他改变主意，不让孩子种痘），但他不听我劝。我对兄长说，他总是回答说‘哪会有这种事，（指头长角，牛叫之事）少爷种痘之事，你就不要操心了’。所以我一人总是担惊受怕，寝食难安。到了种痘之日，我不得不陪两个孩子去了兄长的家。我想，虽说已经快要木已成舟，没有办法了，但好歹也要救下一个。于是我哭着央求兄长说，哪个都行，您手下留情，只给一个孩子种痘吧。结果被兄长臭骂一顿‘你怎么还不明白呀，再说能够违背主君之命吗？’当时我很为难，没有办法了。但在那时候我有一种孩子的性命被人夺走的感觉。一生之中从来没有那么担心害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