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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dragon0371 于 2013-11-1 09:21 编辑
Leap of Faith,当我最初了解到这个词的时候,我产生了很多想法。
我始终的在思考这个词所具有的更深刻的内涵。明摆着是跳楼的一个动作,怎么可以以信念为名?
我查了一下维基百科,得到了不少有益的资料。
简单的说就是:人们因为坚信一些无形的、不可捉摸的、不易理解的、难以证明的、且缺乏经验上的证据支持的一些东西(是为信念,Faith),而去义无反顾的行动。“这些东西”指的范围很广,大多数情况下指的是信仰——宗教信仰,Religious Belief,也因此对应信念faith这个词。同时“这些东西”也可以指一个理想,一条道路,一种声音,一种追求,一种新的学说或者理论。
胸怀信念的人们,因为虔诚的坚信,所以无所畏惧,所以坚决的执行着他们的人生。
而Leap指的是跳跃,而且是从高处跃下,所以说我们就很容易的考虑到“摔得很惨”这样的字眼。如刚才介绍的,这些东西——各式各样的信念——是靠不住的。从出发点来说,一切信念都是盲目的——Blind Faith,所以坚持信念的这些人们的行动也充满着危险和不确定的因素,因而无数的人为了他们各自的信念而死。毕竟刚才说过,信念是无形的、不可捉摸的、不易理解的、难以证明的、且缺乏经验上的证据支持的东西。于是,带有悲剧色彩的胸怀信念的人们,彷如刺客信条之中的Altair一般,从高耸入云的大教堂的顶端发动信念之跃——绝大多数人是粉身碎骨。比较著名的例子是烈火中的布鲁诺,被处决前高呼“Freedom”的威廉华莱士,等等等等,不一一而足。
这听起来非常没溜——坚信那玩意干吗?疯了?干嘛非要冒险?难道就不能安安生生的?自己保命才是最重要的!更何况你信的那东西根本就靠不住——它是盲目的,很大一部分很有可能根本无法实现,前路坎坷曲折充满了风险与不测。
信念,这理想主义者最为显著的烙印,在这个虚无主义、犬儒主义、功利主义盛行的没有地狱的资本主义社会之中,是如此充满禁忌如此不招人待见的字眼。
这样的社会欢迎的是服从,欢迎的是阿谀奉承,欢迎的是谎言,欢迎的是歌功颂德,欢迎的是胭脂水粉颂歌麻药,欢迎的是恃强凌弱,欢迎的是不公,欢迎的是特权,欢迎的是结党营私,欢迎的是后门捷径……什么理想,什么信念,什么大公至正,什么道德与准则,都显得那样的微弱和无力。信念,与之紧紧相应的理想主义,显得如此的卑微和无力。而一切一切的理想主义似乎都要走向虚无,在这个恶劣的社会之中。每一颗踌躇满志的心,似乎都会变得苍老而又破碎。
至此,关于信念之跃的涵义就有了两种分类。一方面是保持着信念,以及那些为保持着信念的高贵的人们所打动的寻常人。他们相信着他们的信念,尽管没有任何依据和理由。与此同时,剩下的人们或是讥讽或是担忧的关注着这些理想主义者——这些敢于在自己的生命中进行信念之跃的人们。剩下的人们或是讥讽嘲笑着他们的愚蠢、无知、不理性,抑或是发自内心的担忧这些理想主义者的处境与下场。
但是遍观历史就会发现,不论历史环境和时局是何等险恶,不论个人处境是何等的困窘不堪,每个时代都不会缺乏理想主义者,每个时代都不会缺乏信念之跃的人们。而就是这些人们,他们改变着社会,书写着历史。
他们导演并出演着自己生命中的信念之跃,无论是何结果,义无反顾。是为他们波澜壮阔的人生。
“老兵永远不死,只是凋零。”(Old soldier’s never die, just fade away. — General. Douglas Macarthur)而后继之人无穷匮,且生命遗传的不仅仅是基因,还有更加宝贵的东西:文化、思想、精神、情感。于是理想主义永生不死。于是每个时代之中,都有无所畏惧完成信念之跃的人们。
谈到了理想主义了,我回想起近几日和朋友的谈话。他们似乎保持着这样的看法——理想主义者是可笑的可悲的,理想主义者是梦想家,是那种聒噪的不负责任的做白日梦的人。简言之——他们太不现实,too naive, sometimes simple. 而这种人自然是在信念之跃中摔得粉碎的人。
但是我却觉得事情未必如此。冷酷的现实主义者也可以有理想和梦想,而真正的杰出的理想主义者往往都是高度的现实。
村上春树在耶路撒冷文学奖的颁奖礼上发表了他著名的高墙与鸡蛋演说:“在一堵又高又坚固的墙和一个试图打碎它的鸡蛋之间,我会永远站在鸡蛋这边。是的,不管墙有多对,鸡蛋有多错,我永远站在鸡蛋这边。……一个小说家(村上春树在演讲一开始时自嘲自己作为小说家是职业的撒谎者,毕竟是编故事的人)不管是出于如何的原因,站在墙的这边,那么他的作品又有多少价值可言?”
“一切武器都是那高墙,而鸡蛋则是那手无寸铁的平民。”
“我们都是鸡蛋,我们是脆弱的鸡蛋,面对被称为‘体制’的坚固的墙。表面上,我们毫无胜算。墙太高、太强、甚至过于冷冰冰的。如果我们有胜利的希望,那必然是来自于我们自己和他人灵魂的独一无二和不可代替,和来自我们的灵魂剧集积攒的温暖。”
当村上春树在巴以争端的前线发表这些言论的时候,他清楚他将会面对一些什么——他的书会在很多地方遭遇抵制,他的生命人身安全甚至会受到威胁。而且他说“我永远站在鸡蛋这边”,这意味着他将会成为千千万万脆弱的鸡蛋之中毫无特点毫无区别的一个个体——时刻准备着撞击着那坚硬的、冷冰的、高高的墙,时刻准备面对着屠刀、子弹、炸弹、坦克、飞机,抑或是令人窒息的体制。
他时刻准备着完成他生命中的信念的一跳,无论他会如何——无论他重重的击毁在那堵墙上,抑或是侥幸逃过一场浩劫保全自己的性命(真正的生命,以及他文学的生命)。
他难道不知道墙和鸡蛋的悬殊么?他知道,他很清楚,他非常明白的认清了现实是如何情况,以及倘若他胆敢站起来坚持自己的信念和理想会是何等危险的事情。饶是如此,他依然站在鸡蛋这边,永远的站在鸡蛋这边,不论会发生什么,他都会完成他信念的飞跃。
他清楚地知悉着残酷的现实,同时,他始终坚持着理想与信念——他知道他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即使Leap of Faith使其殒命,他亦无悔。
美国中部时间二零一零年十月八日凌晨四时,我在经过了将近一个通宵的等待之后,在Youtube之上终于等来了Nobel Peace Prize(下文以NPP为简化)的颁发。当那扇小门缓缓打开,那苍老的发言人用挪英双语发布着本年度NPP的得主。当我听到刘先生的名字时,疲乏的我激动的甚至不能用键盘敲出一句完整的话——终于,这个国家有一位土生土长的且持本国国籍的NPP获得者了。而这位获得者,已经在监狱之中度过了数不尽的时光,并度过了21年黑暗而又伤痛的日子。
我激动的原因并不完全是因为得主是刘先生。对于我来说,是张先生还是王先生抑或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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