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13》PK版威名系统改进之我见

九龙布衣

　　光荣公司《三国志13》PK版威名系统已经发布了前瞻——很不错！这个思路确实能极大地增强游戏性。但是，还有改进的余地。
　　其一，六大系统之间，将军与武官有重合的部分，而武官中，猛者和勇士的区别又在哪里呢？可以勇而不猛，但从未见过猛而不勇的。其二，当一个人立志的时候，没有人一上来就想着要当坏人，只是在后来人生的旅程中，渐渐身不由己，越陷越深而不能自拔。所以每一个威名成长的倾向简单地分为正邪两种似有不妥。

　　我考虑了一下，参考《三国志·魏书·方技传》、《后汉书》“循吏、酷吏、宦者、儒林、文苑、独行、方术、逸民、列女”等诸传以及其他一些相关史料（陶元珍《三国食货志》），觉得不妨将六个威名系统改进为：

　　文人、武人、商人、策士、侠士、方士。

　　简单解释一下：
　　一、方士。方士指的是以医卜星相僧道百工等为职业的人，例如：左慈、管辂（lù，音“路”）、董扶；普净；华佗、张仲景、董奉、吉平；杜夔、马钧、蒲元、黄月英；张角、张鲁等等。这一类人分为两种倾向，一种是遁世隐修，不问政治，一种是积极入世，成为张角、张鲁一类的宗教与政治领袖，成为一代宗师。
　　二、侠士。侠以武犯禁，“犯禁”是关键词，“武”反在其次。可分两种倾向，一种是完全的人格独立，一种则往往成为某个世俗势力的秘密武器，当然正面评价比如说展昭是包公的利刃，负面评价就成了鹰犬。前者是游侠，重在一个游字，游离的状态；后者是任侠，只不过是有些人任着任着就身不由己了，跟错了服务对象，走错了路。至于做了好事还是做了坏事，那不是角色自己所能评价的。
　　三、策士。策，就是战国纵横策的策，分为两种：谋士和辩士。谋士靠深藏不露的心机，神鬼难测，辩士靠霸气外露的言论。辩士又可以分为两种，舌辩之士和笔削之士，前者以舌为刀，后者以笔为刀。像为袁绍兵不血刃说降韩馥的荀谌（chén，音“尘”），就是舌辩之士，是郦食其(lì yì jī，音“力义击”)的隔代传人，而写下《为袁绍檄豫州文》的陈琳，则是笔削之士，是骆宾王的前辈。
　　四、商人。商人就是买卖人，一为自由商人，一为官办商人。自由商人喜欢独立自主，所以力图让各世俗集团的势力越小越分散越好，这样他就可以越自由，进而抗礼王侯、操控天下，成为司马迁《货殖列传》中所谓“素封”者，即无冕之王；而官商则赞助、依附势力最强者，以成为皇家采办为目标，最终垄断天下财利。在今天，信史都不曾记录三国时代有世代纯粹为商的人，多半是兼有其他身份，或者中途改行。像传说中卖草鞋的刘备、卖豆腐的关羽、卖酒和肉的张飞，以及亦商亦盗的甘宁，最后都改了行；糜竺倒是祖上累世为商，可是到了他这一代，也换了门庭；而交趾的士燮家族，多半是官商参半的。另外，《梁书》卷五十四《诸夷传·中天竺国》记载有“大秦贾人字秦论”的，于孙权黄武五年来到交趾；演义中则有赞助刘备的中山商人张双、苏世平。
　　五、武人。武人就是军人，行伍之士也，在不在“行伍”之间是武人与侠士的区别。分为两种成长倾向是：帅与将。善将将者为帅，善将兵者为将；统筹全局者为帅，冲锋陷阵者为将。像诸葛亮这种例子比较极端，因为入朝则为丞相，一般地，在人们心目中诸葛亮偏文，但是不要忘记了，他的“武侯”之“武”，不仅仅是“武乡侯”的简称，也是“忠武侯”的简称。而张飞义释严颜，也充分说明他已经成长为一个帅才，足以担任偏师之责。至于张辽、徐晃、曹仁、张郃、夏侯渊，既能杀入重围，又能担任方面统帅，实在是人才难得。
　　六、文人。文人，就是从事文治、文教、文化事业的人，包含但不仅仅是写写字，谥法中经天纬地曰文，化成天下曰文，可以说内涵极为丰富。文人和策士的区别在于，文人有道义的担当，有价值观的负担，而策士则突出地仅仅或者更多地在工具意义上使用了智力。汉有天下，陈平六出奇谋，但他却有些后悔地说过：“我多阴谋，是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废，亦已矣，终不能复起，以吾多阴祸也。”这就是策士与文人的不同所导致的。文人也分为两种倾向，一种是务虚，一种是务实，一种是战略统帅，一种是技术官僚。前者，如第一个文学批评家曹丕、楷书鼻祖钟繇、才高八斗的曹植、王肃、王弼、蔡文姬、谯周、鱼豢、刘邵、为《左传》和《晋律》作注的杜预（杜预是明朝之前唯一入祀文庙和武庙的人）等，这是一类人；提出战略方向的李傕的贾诩、袁绍的沮授、曹操的毛玠，孙权的周瑜、鲁肃与甘宁（甘宁这个人也是全才啊）以及刘备的诸葛亮。后者，如张昭/张纮、顾雍/步骘、蒋琬/费祎、凉茂/国渊、刘放/孙资、任峻/枣祗等。而介于其中的，则是创制了制度的人，例如陈群，创立了九品中正制。
　　文、武、商，策、侠、方，这是六种倾向。
　　这六种倾向，其实是六种不同的自信或者迷信，即：这个世界靠什么来转动。
　　方士靠信仰和技术，信仰如张角、张鲁，技术如华佗、马钧、蒲元。
　　策士靠智力，谋士要把握住多米诺骨牌间形格势禁的利益博奕，如贾诩般四两拨千斤；辨士靠口舌与纸笔，靠语言的魔力，靠逻辑与修辞的力量。
　　侠士靠个体的、秘密的武力，靠斩首行动，擒贼先擒王。自由的侠士藐视一切体制和权力，而堕落者则甘为握有权力者的剃刀。
　　商人靠金钱。自由商人必须依赖买卖的自由，计然之策所谓“财币欲行如流水”；官僚资本则依最喜欢盐铁专营，利出一孔。
　　武人相信枪杆子，飞将军相信一将雄飞而万夫夺气，大元帅相信有组织的羔羊胜过各自为战的狮子。
　　文人相信柔能克刚，水面之下的潜流更胜过水面之上的波浪。文治是武力的后盾，后勤是战争的保障，成吉思汗他只识弯弓射大雕，马上得天下不能以马上治之，“文章，经国之伟业，不朽之盛事”！
　　这六种倾向，亦有各自的底蕴与渊源。
　　方士继承并融汇的是道家、阴阳家以及墨家里的技术宅部分。
　　侠士，光大了墨家磨踵放顶的热情及庄子独与天地相往来的逍遥游精神；但其末流，却把杨朱的“为我”庸俗化理解，以至于往往堕落。
　　策士是纵横家和名家的后裔。《庄子》里面有一篇《说剑》，被认为是伪作，但却是策士对侠士极为有力的反驳。
　　商人，除了在搞钱这一点上能达成一致外，因何搞、怎么搞、搞为何上都很难达成一致。其指导思想，既有范蠡这个道家，又有子贡这个儒家，还有管仲这个早期的法家，更有吕不韦号称是杂家。
　　武人，很显然，是兵家。当然除了兵家之外，各家亦有各家的主张。
　　文人，则以儒家为基本面，兼有道家、法家、农家、兵家各流派，只是随着具体的人不同，各家在其中所占的比重也不同。